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

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利用制定民商法基本法律框架建构市场过程中大量借鉴和移植外国经验，同时又保证与中国实际相配套的做法，首先保证了移植来的法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同时又利用这些移植来的法律推动原有法律制度和社会的转型，充分发挥了法律移植的积极作用。[14]阿兰·沃特森，同注1引书，第8页。

[21]苏力的"法律本土资源说"则是从某种角度对这种不兼容现象的形象说明。同时它们也反映了全球化所要求的法律趋同化的趋势和内在要求，因此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移植。[18]阿兰·沃特森，同注1引书，第7页。[32]外国法的优势主要由其声誉所决定，而其声誉则是由该法律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果决定的。在商法和经济法领域，"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等具体制度的引进则更为突出。

虽然我们承认法律移植是一种法律发展的常态，但它并非惟一的法律发展模式。再如在合同、专利、证券、公司、破产等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部门，也大量借鉴了国外现行有效的法律。同时需要警惕的还有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倾向，尤其是取消宪政框架以促使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乃至两极对立，而哈贝马斯把合法律性观念和自然法的意图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空区来填补，便是重回宪政框架所做的重要努力和重大纠偏。

[91] 唐兰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这里‘抽象的法主要是抽象的权利的意思。但如高全喜所反复指出，无论是渡过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陷阱还是普通法法治国，除了英、美两国有此幸运之外，其他国家由于国情或者本国问题的积重就难以有此幸运了。昔日的奴隶在这场革命中，冒着生命危险来证明他们已经战胜了对死亡的惧怕，正是这种惧怕曾让他们过去被他人当做奴隶来对待的。

尤其是此次全会召开所形成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六十条》）[④]，为中共执政重新获得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笔者看来，这个重大纲领性文件的最大成就便是有效地化解了一度积重难返的合法性危机：不仅全面回应了公众所关心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罕见乃至空前地力求尊重公众舆论，甚至突破了自中共执政以来的所谓行政吸纳政治乃至取消政治格局，从而可能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全民共识。[16]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101] 转引自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第87页。因为后者的历史性问题所构成的惨重生存事实，才会在内忧外患之中以全盘性反传统的办法来重新界定中国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由于传统暨现代的生存的严酷与严峻，我们才在现代性以降放弃了生存论而转向了知识论），现代性民族国家而今才面临着重新建构的艰巨任务。共和政体的真义或者政体本身的内在根本追求在于权力制衡，而未必是现代主权意义的问题纠缠，遗憾恰恰是所谓主权问题的长期纠缠让我们的共和国长期以来的所谓学理陷入混乱。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乃是精神的真正的意志。

幸运的是，《决定六十条》毕竟把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提高到了与国家财产地位相同的高度，至于这种私人财产权的确立与保障是通过一种国家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通过一种传统演绎的自生秩序。[85]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174页。[103]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256页。人的理性有限，但中国人必须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诞生，因而天道绝对的元法律原则既基本拒绝传统中国的人道僭越天道，也适度抵制以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为代表的消解主体性、颠覆总体性、颠倒二元对立以解构本质主义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并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实践之中发现哪怕是扭曲的现存的理性以重建中国的理性。

[15] 关于此全面对话，可参阅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关键在于法律秩序下的人民参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在治标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治本，即便是非常政治也不能是依靠领袖民主或者领袖独裁。

至于吴稼祥反复强调的文王拘，演周易[77]，恐怕多少有点按图索骥的嫌疑，最浅近的道理就是良好的秩序是演进出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演绎出来更不能是设计出来的。[59] 所谓出重拳、下猛药、用重典、零容忍、铁腕反腐，一时成了国内媒体出现频率最多的热词，中共高层领导更是一个比一个口气坚定，确实大有一番壮士断腕的雄心，向权贵利益集团宣战的决心不仅溢于言表而且付诸行动。

为此，休谟发现了另外一种东西，即社会的正义美德，那是与自然正义大不相同的人为设计和制作的产物。[27]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32-33页。这也适用于在这个过程中需加主张的基本政治权利……在一个对权利体系作有约束力安排的制宪行动中，对由此以施为地自我指涉的方式而形成的政治自主作了一种原初的运用。假如说1787年的美国宪法代表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潮流，1793年法国宪法代表了19世纪民权自由精神，1919年的德国宪法代表着20世纪的社会革命潮流，或者无论欧陆与英美，都有着一个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政治演变过程，并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立宪活动也都产生了影响，不说所谓宪法常常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实始终缺席的是中国人民。有鉴上述，也即长期以来一方面不断引进另一方面又极不满意西方的理论，再一方面又总想着中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然后又在事实上发展的不可能并决定了理论发展的不可能。关于法律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尽管存在着诸多的繁复性，但毕竟主权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随着不同的现实演进，罗马法成为欧洲大陆法建构的主要渊源，普通法则是在英美现代性实践过程中从自身的传统中发生出来，甚至英国与美国、法国的主权在民完全不同，而是主权在议会。

[99]这就难怪那些天下体系的理论主张重新获得了某种活力，似乎传统中国的文化单位比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单位优越，而荣剑的说法不过是更为直截了当，甚至有着把劣势变优势的嫌疑：因为是后发国家，人家的初始条件当然不具备，但是先发国家的示范作用我们似乎不能视而不见。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作我们自己存在的实体来服从它，我们就是自由的。

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领袖始终对待是敌我友三重关系，跟苏联政制中的无产阶级地位与权利基本缺席一样，最后取得领导权的统治阶层反而产生了新阶级。与哈贝马斯所面临的语境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还不仅仅是从列宁-斯大林直至中国政治人物把其具体中国化的过程，也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曾经彻底扭转了中国问题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唯物辩证法在被转换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仅诉诸历史哲学（阶段论）更是诉诸权力，并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强化为斗争哲学。

[34]对梁山好汉所谓替天行道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揭示，最精彩者当推刘再复的《双典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可参阅吴励生：《略论刘再复的文学精神与思想品格》，载《台港文学选刊2011年增刊：流散华文与福建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69]即便如此，古典共和与现代共和政体在本质上尤其是在权力运作与监管上，有着一脉相承的或者是发展意义上的内在相似，这就是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

令人尴尬的是，不少毕业于法学院的学生干脆就是：从正面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是国家与社会的脊梁，从负面意义上讲他们就可能常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分子（尤其是被人们视为社会转型的杠杆力量的独立律师乃至大律师们，该群体比比皆是，恕不列举）。所谓晚期社会主义危机，其根本症结就是国家理性建构严重滞后。然而不幸的是，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文化选择了儒学作为范式。[53] 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姚中秋对立国立宪的系统考察、对重商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的深入批判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精彩分析，意义非凡。因为它服从的是它自己——它是独立的，所以也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无法保证出现先进的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情形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必须承认的是，《决定六十条》确实蕴藏着中国制度变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

当然也有一些睿智而清醒的学者，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存在的严峻性，如六十条究竟如何落实或者可能落虚，改革究竟应该如何防止行政架空等等。尤其是，无论当年康德还是当下哈贝马斯其实都在回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问题乃至世界问题，比如哈贝马斯：因为我最初为重构目的而确立的理想内容，是部分地铭刻在可观察之政治过程的社会事实性之中的。

[22] 这样一来，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就是上述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知识正当性赋予问题本身，也即：我们在制定包括民刑律在内的各种法律，既不能对引进和移植过程中的西方法律精神视而不见，又不能也无法继续考虑礼教的因素，那么，我们当下的法律精神也即中国自然法究竟又为何。二是从经验的角度试图论证公民服从的义务和遵守协议的义务不可等同，进而消解社会契约论所赖以为基的‘承诺应当信守这一自然法原则。[12]就必须继续追问，我们自己所应创造的知识正当性赋予的力量又该在哪里？ 暂且不论社会科学的知识创造，即便哲学知识的创造中的正当性赋予问题，我们也并 未得到真正的反思。而这，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对此显然有着很深的甚至强烈的意识，所以一再三令五申权力的运行逻辑[90]。

所以提倡宪政，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障私权的一个绝对的需要。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重构意义上说，主权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也是古典共和制所不能正面回应的现代国家的正义问题。

更何况，当下中国的实践确实在启发理论，西方诸多大师曾经在不同时空中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而提出的诸多解决办法以及理论建构，对后发国家如中国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显然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理性大多时候是扭曲的，知识正当性本身是成问题的，尤其是随着郡县制和官僚制的重复更替，传统帝国的人们生存状况大多严峻而无聊，所谓儒道互补就是基本说明乃至典型注脚。

敦睦和谐是维持这个血族团体团结的必要条件，是伦理上的积极要求，所谓以亲九族是。[28]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8页。